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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擊式談話令她丟了“飯碗”

人才綠洲網   2019-04-04

供職于某技術服務(上海)有限公司(下稱B公司)的徐女士(化名)日前反映,在自己和工會籌備小組成員提交申請工會組建函后的第三天,自己接受了公司突然安排的一場調查。在調查結束后僅一小時,B公司就向她送達了在調查中“擅自離開”、“拒絕配合調查”的兩個嚴重書面警告處分以及“以欺騙手段、并偽造材料的方式向上級工會提交建會申請材料”的解除勞動合同通知函。

  這讓徐女士無法接受,她堅稱公司解除其勞動合同缺乏事實依據,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日前,徐女士來到勞動報信訪室,詳細闡述了自己在遞交申請工會組建函后所經歷的一系列波折。

  職工自述

  一場突如其來的調查

  據徐女士回憶,B公司所在的B集團在中國經營已經多年,下屬多家子公司均未成立工會。2018年4月起,因周圍許多同事希望成立工會,徐女士主動聯系街道總工會,咨詢有關公司成立工會的政策和流程,得到了街道總工會的耐心解答。關于主動咨詢組建工會的原因,徐女士介紹,此前同事們在聊天時有提到組建工會的意愿,加上徐女士自2006年入職,算是企業的老員工,又是財務經理,平時接觸的同事較多,因此她希望能夠促成工會的建立。

  同年5月,在徐女士及同事的努力下,有70余名B公司職工都有了加入工會的意愿,并簽署了成立工會的意愿書。徐女士回憶,到了2018年11月的時候,她了解到B公司的上級已同意成立工會,并且從街道總工會了解到同屬一個集團的另一家C公司已經提交了工會組建的申請函,并且已經進入了審批流程。得知這個好消息后,徐女士也準備提交自己所在公司的申請函。12月18日,在B公司行政部,徐女士與另一名工會籌建小組成員在組建工會申請函上蓋章后,徐女士與另外兩名工會籌建小組成員共三人一起將申請函提交到了街道總工會。

  沒想到3天后的12月21日,公司就對徐女士及另外兩位籌備小組成員展開了調查。更讓徐女士想不到的是,調查結束后的第二天,她就收到了公司的勞動合同解除通知函。據徐女士提供的通知函可見,公司開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公司認為徐女士以欺騙手段、并偽造材料的方式向上級工會提交建會申請材料,屬于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行為。另一點則是公司認為徐女士在公司組織的調查訪談會中,“擅自離開,之后又拒絕配合調查,分別構成兩次嚴重書面警告”。該行為違反了公司的《員工手冊》等章程,因此與徐女士解除勞動合同。

  疑問一:申請使用的公章等材料為何被稱為“偽造”?

  “在整個事件中,無論是說我違紀構成兩次書面警告,還是說我提交的申請材料有偽造的情況,均與事實不符,因此我都不能認可。”

  徐女士向記者反映,11月份得知工會組建工作有進展后,他們開始著手申請材料的準備。按照此前向街道總工會咨詢的申請模板,她寫了一份“B公司申請工會組建的函”,由于申請函落款為公司,她與另一名籌備小組成員前往公司行政部要求加蓋公章。在徐女士提供給記者的一份公章申請表上,記者又看到公章申請的目的寫的是“B公司建工會申請函”,使用數量為2。“在我填好表后,工會申請函也通過行政部的同事看過確認后,在行政部同事和我們兩名籌備組成員共同在場的情況下,兩份申請函完成了蓋章。”當天,徐女士將申請工會組建的函、公司營業執照復印件(寫明僅供工會組建使用)及三名籌備小組成員的身份證復印件(均寫明僅供工會組建使用)交到了街道總工會。

  徐女士告訴記者,她提供給街道總工會的這三份材料,都不存在偽造的情況,為何B公司在其解除合同通知函中稱之為“偽造材料”呢?

  疑問二:調查過程中是否存在違規行為?

  B公司解除徐女士勞動關系的另一個理由,是徐女士在調查中有兩次嚴重違紀,受到兩次嚴重書面警告,對此,徐女士同樣不認可。

  徐女士回憶,公司的調查是12月21日下午兩點半左右突然啟動的,當時,自己的上級主管突然通知自己去會議室開會,她事先并不知道會議的內容。在進入會議室后,她發現參會的是公司法務及兩名公司外聘律師主持,會議室外也有保安,這讓她警覺起來。“我當時就和他們說,年底是財務工作最忙的時候,我手里也有一些工作沒做完,表示要處理一個電話后參會。”根據該公司提供給仲裁的錄音材料,雙方進行了大約5分鐘左右的拉鋸,隨后由其中一位調查人員表示徐女士如果需要離開現場,是違反了勞動紀律。隨后,另一名調查人員表示可以等徐女士半小時(去處理自己的事情)。

  離開會議室回到座位上的徐女士,在下午3時2分收到了上級主管的郵件,郵件稱參加調查訪談會議是公司對她的正常工作安排,徐女士有義務參加并配合調查。但是徐女士在會中擅自離開,已經構成了不服從工作安排和工作指令的行為,可以處以嚴重書面警告。該主管同時寫道,“現再次通知你于3點半前繼續參加調查訪談會議,如果再次缺席,將繼續構成可以處以嚴重警告的行為。”徐女士當即回復,她收到這封電郵“覺得很奇怪”。

  于是,徐女士三點多重新回到訪談會議現場,調查人員首先核實了徐女士的身份,隨后詢問其是否在12月18日與其他員工一起到街道總工會代表公司提交了建會的申請,該事是否屬實。

  徐女士認為B公司在調查中反復詢問她是否代表B公司向街道總工會提交了建會的申請,由于B公司法務和外聘律師在這個問題上希望徐女士明確回答“是”或“否”,這個問題帶有“邏輯陷阱”,已經嚴重侵害了她自由表達的權利,因此,徐女士在提醒他們這種行為已經涉嫌干擾阻撓組建工會活動后,她表示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拉鋸戰至此結束。此后,徐女士與B公司法務又交談了10多分鐘,當天4點左右,調查人員結束了此次調查。

  對于B公司的第一份“擅自離開”的嚴重書面警告,徐女士表示,當時離開會議室的主要原因是個人情緒當時確實比較緊張,希望能夠先平復心情,而且B公司調查人員也給了她“半個小時去處理一些自己的事情”,其實她在離開后僅僅是去了趟洗手間,回到辦公室處理了些工作電郵,結果就收到了她上級主管讓她驚訝的警告電郵。而在隨后的調查中,徐女士認為,雖然沒有直接回答這一問題,但她在這一過程中并未出現不配合的情況,事后也與公司法務進行了簡短的交流,并約定另約時間再進行溝通。

  疑問三:究竟是否得到公司的授權?

  在記者的后續調查中,該公司法務劉小姐表示,由于申請函的落款是以公司名義申請,但是在公司看來,公司是沒有給到徐女士這樣一個授權的,對于事實情節也不予認可。她表示,徐女士等人未經公司授權及批準,不能代表公司進行申請組建工會的活動。在該公司事后提供給街道總工會的一份說明函中也表明,由于申請材料未經公司授權及批準,并非公司提交的材料,員工方未曾與公司進行披露和討論,公司不知情,也未就該等事宜授權任何人提交申請材料。

  但是,徐女士則認為,自己與同事共同有申請組建工會的意愿,其申請主體應該為職工或工會籌備小組,與公司是否授權其代表公司并無直接聯系,無論申請函的落款內容是什么,都不能改變職工及籌備小組才是申請組建工會主體的事實。

  記者調查

  街道總工會:愿為徐女士提供法律援助

  記者首先聯系了徐女士所在企業的街道總工會,據介紹,該企業有6家相互獨立的子公司位于轄區內,徐女士就職于其中一家子公司,即B公司。早在2014年街道工會就開始了該集團在轄區內幾家公司的工會組建工作。由于集團屬于外資企業,因此在各類程序等方面都需要確認,進展相對比較緩慢。“這期間我們街道總工會一直和企業保持聯系,我們也多次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讓他們能夠了解工會。”

  據街道組建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去年4月在與徐女士接觸后,街道總工會認為這是一個推動企業建會的好契機。街道總工會和徐女士協商,先由街道總工會出面與企業溝通,推動企業進入工會組建程序。“我們和企業溝通,表示如果職工對企業建會是有需求的,這與企業的發展本身并不違背,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重視。”

  同年11月,街道總工會收到企業方的工會組建計劃書,并于11月15日提交了該集團下屬C公司的申請組建工會的函。當時,街道總工會發現徐女士所在B公司并不在工會組建計劃書中,計劃書中僅有5家子公司,后經溝通得知,企業方認為徐女士所在公司并非注冊在該區,因此并沒有列入計劃。后經街道總工會告知工會組建屬地化管理的細節,該公司隨后補交的計劃書中涵蓋了徐女士所在的公司。

  12月18日,街道總工會收到徐女士提交的申請組建工會的函,對工會組建進度感到欣喜。誰曾想12月21日,街道總工會就收到了徐女士所在公司的函,就申請材料等內容進行了澄清,稱徐女士等人沒有經過授權,因此組建工會申請材料無效,并表示工會組建事宜正在公司計劃中進行,并告知了公司授權的聯系人信息。同時,該公司也將解除徐女士勞動合同的通知函一同遞交給了街道總工會。得知此事后,街道總工會和區總工會積極參與協商,并表示愿意為徐女士提供法律援助等幫助。

  公司堅稱“徐女士沒得到公司授權”

  對于徐女士所反映的情況,該公司法務劉女士回應,此事已和總部及公司管理層匯報,由于公司負責媒體接待的同事不在,因此并不方便多說。她表示,由于公司和徐女士處于勞動仲裁階段,對于雙方爭議的細節,公司不會給予過多評論,公司既然已經同意走司法程序,就會尊重法律的判決結果。劉女士還表示,公司與上級工會之間保持了順暢的溝通,徐女士和工會的接觸情況他們并不清楚。她最后強調,目前為止,從司法仲裁和對外的角度,公司統一的態度是,“徐女士沒有得到公司的授權”。

  據了解,該案勞動爭議仲裁開庭時,因企業對證據提出異議,仲裁庭決定擇日再次開庭。

  專家觀點

  職工成立工會無需企業批準

  那么,徐女士被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兩個原因是否成立?上海藍白律師事務所的陸胤律師認為,從事件所發展的過程來看,目前尚難認定徐女士存在違紀行為。

  公司解除徐女士勞動合同的第一個理由,是在徐女士遞交申請工會組建的函后所開展的一場調查訪談會,會中認定徐女士存在兩次嚴重違紀行為。對此,陸胤律師認為,員工的行為是否構成嚴重違紀,需要結合公司的規章制度進行考量,而公司的規章制度則需要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

  “從目前披露的情況來看,較難認定構成兩次違紀。”陸律師認為,徐女士中途離開有合理理由,一是其告知調查人員自己有本職工作需要完成,且已經得到調查人員的同意。其次,公司所說的不配合缺乏明確所指,“如果徐女士僅僅是沉默不表態,這也是公民的正當權利,正如在庭審中當事人也具有法定的沉默權。”他表示,在內部談話中徐女士保持沉默并不足以構成違紀事實。

  “根據《工會法》第3條、第11條及第50條可以看出,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無需公司的批準,公章加蓋與否不會影響該申請函效力。”針對該案件的第二個爭議點,也就是徐女士的工會組建申請函是否存在“授權”等情況,陸律師認為,退一步講,從法律角度來看,成立工會并不需要單位同意,這一蓋章行為本身并非法律所需的授權行為,所以徐女士也不構成非法獲取授權的違法行為。

  陸律師表示,通常公司對公章的使用會實施一定的流程性管理。一般情況下,符合公司規定的規范性的公章使用,可以被認定為該份文件所載事項取得了公司的批準同意。“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簽字在現實生活中都足以構成公司授權的權利外觀,即便當事人并無代理權,然而根據表見代理的相關規定,當外部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具有代理權時,這樣的代理行為是有效的。具體到本案,如果徐女士當初參與籌備工會的申請經公司內部流程審議通過并加蓋公章,則完全構成有權代理。”

  陸律師表示,該案件的核心在于徐女士加蓋公章的行為是否符合公司流程,譬如是否存在欺騙公司、偽造材料的行為。如果沒有上述欺騙行為,蓋章符合公司流程,公司就不能將其定性為重大違規行為。

  職工可自行加入工會組織

  關于工會組建的流程,記者也咨詢了相關專家。專家認為,對于一些迫切希望加入工會,企業又遲遲不作為的職工來說,體制外入會、網上入會等形式也是職工可以選擇的途徑。

  專家說,近年來,針對企業遲遲不愿建立工會,而職工迫切想要加入工會的情況,上海市總工會也做出了不少改革嘗試,2015年,市總工會下發了《關于在企業體制外組織職工加入工會的試行辦法》,試行企業體制外組織職工加入工會。2016年4月,市總工會于“申工社APP”中上線“我要入會”欄目,積極探索“互聯網+”工會工作,讓職工通過網絡平臺,“手指動動”即可加入工會,實現了職工入會方式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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